世界文化的衝突

巴薩姆•邁克爾•邁達尼【】Bassam Michael Madany)

2020年12月16日

介紹

我已故的妻子雪麗•溫尼弗雷德•邁達尼(Shirley Winnifred Madany)(原姓丹恩【Dann】)在溫尼伯自由新聞社(Winnipeg Free Press)做了幾年的編輯秘書,這是一份加拿大曼尼托巴省(Manitoba)的日報。那是非常好的學習經歷,把每週的五篇社論列印出來,在報社圖書館為編輯做研究。

1953年6月,我們結婚了,接著動身前往中東,在敘利亞拉塔基亞(Latakia)的美國差會(American Mission)學校當老師。由於敘利亞政府改變了有關基督教宣教的法律,這些學校最終被國有化。我們返回加拿大,我作為一個移民,在溫尼伯(Winnipeg)一個很小的長老會教會當了一段時間的牧師。最後,我們搬到了美國,我通過覆蓋中東和北非的國際廣播電台開始了一個向阿拉伯世界進行廣播的事工。雪麗開始撰寫關於廣播事工的文章,在文章中她介紹了與阿拉伯世界有關的各種宗教和文化主題。雖然這篇文章所著日期在很久之前,但在25年後,它的關聯性已經減弱了。

你不會想到,一個來自哈佛的政治學家所寫的東西,會成為宣教士和差會學校候選人的「必讀」讀物。哈佛大學教授撒母耳•P•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是卡特政府時期的安全規劃主任,同時也是《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的創始人和聯合編輯,他寫了一本預言性的書,名為《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塑》(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由西蒙與舒斯特出版社(Simon & Schuster)出版。

這本書激發了熱烈的回顧和評論,而且,經過深入研究其內容,你會發現那些關注與評論並非誇大其詞。J•巴斯維治(J. Bacevich)在1997年5月出版的《首要事務》(First Things)雜誌上評論這本書時說,他的「寫作風格明確、精練、直截了當,分析冷靜。他規避行話術語,文章段落組織嚴密,以乾脆簡潔的文字進行客觀的記錄。」

這裡有一個例子:「現在有種觀點認為,流行文化和日用消費品在世界範圍內的傳播代表著西方文明的勝利,這卻使西方文化變得瑣碎及無足輕重。西方文明的精髓是《英格蘭大憲章》(Magna Carta),而不是(麥當勞的)巨無霸漢堡(Magna Mac)。現實是,非西方國家可能會『進口』後者,但並不意味著他們也會接受前者。」

亨廷頓認為宗教是世界文化中唯一的最重要的因素,他沿著這些航路重新繪製了地理地圖。他指出了8種獨特的文明:伊斯蘭文明、中國文明(以中國的「核心國家」為中心)、西方文明(以美國為核心)、東正教文明(以俄羅斯為核心)、日本文明、印度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可能還有非洲文明。

他認為伊斯蘭、西方和中國構成了這些分類中最重要的部分,未來的大多數衝突將發生在這三個主要群體之間。這本書被認為是極端,富挑衅性,因為這個技巧嫺熟的作者預備好我們的心態思緒以進入第三個千禧年。隨著香港回歸中國這極重要的一刻到來,殖民主義幾乎消失了。一種全新的局面正在醞釀到來。

他強調,伊斯蘭已經在破壞世界秩序穩定方面發揮了作用。在世界歷史的漫長征途中,他認為共產主義和西方之間的衝突只是「轉瞬即逝的表面的歷史現象,相較之下,伊斯蘭和基督教之間的衝突關係是持續和深刻的。」

那些想成為宣教士的人需要意識到,伊斯蘭民眾「堅信他們文化的優越性,卻無法擺脫他們在權力上低人一等的自卑感。」正因為如此,伊斯蘭發覺自己很難與其鄰國和睦相處。作者會讓你追溯伊斯蘭的邊界,看到衝突所在:波士尼亞、車臣等等。他談到「斷層線戰爭」(fault line wars),列舉了「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蘇丹穆斯林和基督徒,以及黎巴嫩什葉派和馬龍派教徒(Maronites,黎巴嫩的天主教教派)」。

盡管宗教在美國已經退居次要地位,這位政治學者仍然選定讓宗教在全球舞台上佔據前排位置。他認為宗教背景標誌著「我們是誰」和「我們不是誰」(我們的身份)。

感到呼召並認真考慮與穆斯林分享他/她信仰的年輕的基督徒,當然會從一些事先準備而得意。現在流行的旅遊方式是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給導遊,這樣就省去了研究信息和地圖的需要。你會發現,美國基督徒有一種傾向,他們急於去一個陌生的國家,但對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或道德習俗知之甚少。

當我們考慮亨廷頓教授的深度見解和預測,我們可能為宣教士和他們在21世紀的旅程點明某些啟示和意義。很明顯,西方宣教士到世界其他地方傳教的條件與威廉•克里(William Carey)(1792年)的年代到二戰結束期間所盛行的條件不同。雖然幾個統治著亞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區的歐洲帝國是那個時期的標誌,但我們現在生活在後殖民時代,所有國家,無論大小,都主張他們自己的主權,並為自己獨特的文化感到自豪。

在過去的200年裡,盡管西方宣教士來自不同的團體社群,但都表現出對基督教基本原則的共識。他們宣揚主耶穌基督是獨一無二的、最終的、卓越至上的,並且必須相信祂,作為得救的條件。如今,這種共識已然消散。

不幸的是,一些有影響力的神學家和宣教學家要麼是普救主義者(Universalists)【人人都會上天堂,譯者注】,要麼是多元主義者(Pluralists)【有許多條路通往天堂,譯者注】(後者提倡所有宗教的平等有效性)。因此,尤其重要的是,真正的傳揚十字架的宣教士必須遠離所有這些虛假的基督教形式,以及更寬泛的越來越世俗化的西方文化。

再次引用這本書中的話:「美國文化與墮落腐化的大撒旦(Great Satan)有很多相似之處,這恰恰是(伊朗)信奉原教旨主義的毛拉(mullahs,伊斯蘭神學家)最喜歡用來攻擊美國的詞。犯罪、暴力、毒品濫用、非婚私生、學校教育品質每況愈下、家庭的侵蝕腐爛、職業道德的削弱以及對個人放縱的狂熱,都表明道德淪喪幾乎到達文化上自殺的地步。」

因此,基督教宣教士必須重申他們信實忠誠,持守聖經作為信仰的權威來源,以及持守歷史上的基督教傳統,這些傳統已經在早期的(基督教)普世教會信經(Ecumenical Creeds)和宗教改革的信仰告白中為我們總結出來。他們應該全心全意地宣揚聖經的世界觀,把基督教描繪成全人類的信仰。

總之,《文明的衝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塑》這本書出現於西方歷史的關鍵時刻,應該引起所有基督徒認真反思他們的信仰,以及思考他們與世界60億人分享該信仰的義務。

盡管亨廷頓教授沒有聲稱他個人堅守基督教信仰,也可能沒有想到這本書會被推薦給宣教士閱讀,與此同時他對全球形勢的分析診斷仍然具有現實意義和實用性。

九十年代瞬息變化的事件,不僅為他提供了闡述自己論點的機會,而且也為他提供了機會以同時代歷史中的具體事例去支援這些論點。我們基督徒仍然要宣揚福音,這是神啟示的唯一能夠治癒個體人類和群體文明身上各種疾患的方法。基督教不是西方世界的同義詞。

它(基督教)已經存在了大約2000年,並且影響了所有大陸上的各種文明。基督教以神的福音為基礎,不局限於一種文化,而是超越所有文化。如果西方文明正在迅速遠離其基督教根源,這不等於說基督教已經失敗。不同文化背景的其他民族都歡迎它所傳遞的解放信息。

撒母耳•亨廷頓的預測很可能會成為現實,下個世紀可能會見證不同文化的追隨者之間終將發生一些可怕的衝突。但是我們必須保持基督徒的盼望,並藉著我們的宣教工作,加速(末後審判)那一天的到來,那時我們將加入屬天的合唱,高唱著哈利路亞!因為主我們的神,全能者,作王了。(啟示錄19:6b)

這篇文章翻譯自Bassam Michael Madany的在線文章「The clash of world cultures」

https://www.academia.edu/44720696/THE_CLASH_OF_WORLD_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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